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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理论上，对受害人的赔偿采完全赔偿原则，受害人受伤之日至定残之日前一日的误工损失与定残之后的残疾赔偿金之和正好是对其所受伤害的完全赔偿。同意第二种意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辑)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应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没有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从立法解释上来说，一般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改变了既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原来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并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是现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被《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吸收了。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以通知的形式作出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这就使有被扶养人的受害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立法精神一致了，同时，也与我们以前的做法完全一致。通俗地讲，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在审理人身伤害侵权纠纷时，应按照上述理解来确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以国家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6辑)

【答】在这起交通事故之中，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涉及的当事人不同，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发生在乘客与货车方之间，而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乘客与出租车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乘客与货车方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乘客与出租车方之前是运输合同关系；诉讼标的不同，乘客与货车方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损害赔偿，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基于上述不同，三当事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独立的诉讼，不能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乘客分别提起两个诉讼，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但应注意，《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损害赔偿原则是填补原则，即有损害才有赔偿，且损害实际发生多少，赔偿就赔付多少。这起交通事故给乘客造成的损失是10万元，并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对该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和数额作出了判决，在法律意义上，乘客的损害已经得到了赔偿。如果乘客再提起违约诉讼，其诉讼请求的赔偿额不应包括其侵权诉讼中已经判赔的数额，否则，其诉讼请求可能不会被支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8辑)

(一)认定法院不予受理没有法律依据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为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应当适用不同的程序法及实体法。本案中，当事人提起的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

从程序法角度讲，起诉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性民事权利，法律没有作出限制的，当事人即有权行使，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不能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法，该法第九十九条从文字表述上看，只是规定就物质损失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排除，况且第九十九条规定针对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非单独的民事诉讼，故不适用于本案。

从实体法角度讲，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本案的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均持续至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故可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在侵权责任法之前公布，且性质上为司法解释，效力上低于侵权责任法，故二者相抵触之处，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如果说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关于此问题尚有争议，那么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此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二)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可以并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现为《民法典》第187条：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侵权人的同一行为既符合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侵权人应当同时承担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两种责任不能相互替代。这是因为：

1.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刑事责任源于行为人违反了刑法的有关规定，是构成了犯罪而应承担的责任。从法律体系分类的角度讲，刑事责任属于一种公法上的责任，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人追究责任，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政治国家中执政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侵权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源于行为人违反了民事义务而承担的责任。从法律体系分类的角度讲，它属于一种私法上的责任，是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填补，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市民社会中对受损害之私权予以补偿的一种方式。性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责任承担的差异，对于侵权责任，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就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处分个人权利。刑事责任则不允许这种意思自治，对于非自诉的犯罪，犯罪人不能因为受害人的宽恕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2.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存在功能上的差异

刑事责任适用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人，同时教育、警戒犯罪人以及潜在的犯罪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侵权责任适用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害，通过赔偿使已经遭受侵害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得到恢复和补救，故双重处罚的说法不能成立。

(三)精神损害赔偿是就特定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方式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层面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现为《民法典》第1183条所吸收，该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此之前，《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一直作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作了细化规定。

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的心理和肉体上的无形痛苦。因精神损害无法用金钱精确衡量，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之初，曾引发了很多关于精神是否应高于物质的争议和讨论，但如果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精神的法律地位还不如物质，也难以找到更好的方式对受害人予以充分补偿。以何种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对受害人进行抚慰，实质上取决于受害人的感受。既然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可推知其认为这种方式是有效的。那种认为“刑罚就是对受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可以代替赔偿”的观点，实质上是漠视了受害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和寻求私法救济的权利。

总之，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相对应，都属于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对这种精神损失的抚慰，故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赔偿损失”，归属侵权责任范畴。所以，结合本文第(一)点的分析，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并存并无理论障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了“人身权益”和“严重精神损害”两个条件限制。人身权益包括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两大类，包括但不限于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等。本案中，王某某4岁时就被陈某拐卖，从此和父母分离16年，其和其父母因此遭受的精神痛苦可以想象，亲子关系以及其父母的监护权遭受严重损害，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就精神损害赔偿对犯罪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及其他相关规定，对案件予以审理，结合案件具体情形，依法认定对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应否给予支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2辑)

第二种意见认为，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害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肢体痛苦，且人的生命价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对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并没有规定例外的情形。因此，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与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前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如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伤残等级的，对残疾赔偿金部分仍应予以支持。

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8辑)

关于被追偿人，在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实际驾驶人分离时，如实际驾驶人是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损害，则被追偿人为用人单位；在其他情形下，如果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实际驾驶人存在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违法驾驶行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应依其过错负担被追偿的义务。

关于侵权之诉与追偿权之诉的关系问题，审判实践中宜作如下处理：在前诉中，一审法院释明后，原告申请追加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为被告，应予准许；释明后原告不申请追加，则可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9辑)

【答】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是：

第一，保险公司市中心支公司收取保险费的行为，表明其是保险合同的实际履行者，属于适格被告。本案的保险合同虽然是经保险公司省分公司批准生效而加盖总公司的印章，但与原告进行合同协商的是该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即要约与承诺发生在原告与该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之间，市中心支公司收取保险费并出具发票的行为，表明其是保险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原告根据合同协商、签订和履行的实际情况，将二者列为被告，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不存在虚列被告争管辖等情形。故第一种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认定保险公司市中心支公司为适格被告，是正确的。

第二，本案中的合同是格式合同，应当按照有利于原告一方进行解释。本案原告实际是在保险公司县级营销服务部办理的保险业务，市中心支公司收取保险费并出具发票，保险合同是经保险公司省分公司批准生效，加盖的是总公司的印章，保险公司的四级机构均参与了保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如何确定保险合同主体，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现为《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故，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一方的解释，因此市中心支公司主张其不是适格被告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1辑)